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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和作家阿乙:尝试寻找新的生活态度和叙事法则

2017-09-14 16:29 来源:石狮日报

  阿乙:病人和作家

  自从出道以来,阿乙就被赋予了很多标签,“最优秀的70后小说家”、阴郁暴戾的写作者,前小镇警察,虔诚的文艺青年……这几年,这个才华炫目的作家一度陷入疾病,他最精准的标签或许只是作家和病人,在这两个身份之间,阿乙尝试寻找新的生活态度和叙事法则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刘远航

  长达一年的时间里,作家阿乙没有写任何作品。这一年中,他经历了父亲的病故,自己也再次住院,一度“生死不明”。在漫长的恢复期过后,他的病情有所好转,因使用激素而突然增加的体重终于回落。一切似乎又有了复苏的迹象。

  如今,他常常骑着共享单车,去居所附近的一家书店消磨时光。店里的服务生认得他,知道他曾经做过警察,后来离开乡下,辗转成了一位作家,被很多人认为是最优秀的“70后”小说家,出版过好几本小说集。现在,他的第一本小说精选集《五百万汉字》也刚刚出版,摆在了店里的新书架上。

  在一位店员的印象中,阿乙只有三十多岁的样子,但实际上他已经41岁,因为长期生病,现实中的他憔悴了很多,却也更加温和。早在2014年,阿乙便因病住院,但当时仍然坚持写作。后来,他发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药物让他常常觉得睡意昏沉。不写作的日子里,阿乙坚持每天看书,试图保持对文字的感觉。

  “现在还没恢复过来,人还是这样,记性很差。如果没有记事本的话,我就不会记得有今天的事。”阿乙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他穿着款式简单的衬衫,随手带着一本《卡瓦菲斯诗集》,曾经的卷发变成了短发,眼睛依旧有些红肿,说话的时候习惯性地转过身去,像是刚刚经历过一次痛哭,不愿跟人有过多的眼神接触。但交流多了,他也会显露出体贴的一面。

  经历了长久的病痛与治疗之后,阿乙的性情有了很大的变化。“一场大病之后人变胖了,反倒变得温和可爱了。”作家文珍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她是《五百万汉字》的责任编辑,也是阿乙的朋友。“他不是没有冷峭犀利的一面,但基本全部放在他的文字里。”她说。

  作家休息了

  对于阿乙来说,每天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是吃药和打针。针对不同的病症,药也分为很多种,这对于阿乙来说是一件过于复杂的事情。事实上,病痛的阴影几乎从写作的初期便开始伴随着阿乙。

  2008年,因为罗永浩等人的帮助,他的小说集处女作《灰故事》终于出版。而在写于2009年的一篇名为《代沟》的随笔中,他便写道,“我的身体不太好了,越来越觉得。”他曾将自己健康状况的恶化归因于写作理想和写作才能的差异,反复修改成为写作的常态。

  “有时候写作的追求,无非就是精准,这是作家和读者之间的契约。”他说。他将对创作的态度形容为一种“恐惧”和“不安”,长久的焦虑状态让他的身体几乎不堪重负。

  2012年底,阿乙刚刚结婚不久,雾霾天气让他第一次出现咳嗽等症状。那时候,他已经开始了长篇小说《早上九点叫醒我》的写作。2013年春天,病情加重,他开始眩晕、呕吐甚至咳血,不得不住院治疗。此后,因为症状罕见,肺部疾病无法确诊,阿乙从友谊医院转到协和医院。他开始吃激素,并持续发胖。刚住院的时候,阿乙依然带着电脑,准备继续他的小说创作。

  2014年11月,长篇小说的写作计划终于结束。“写这个故事要了我半条命。被它耗尽了。要去寻找生命的乐趣。”他在微博上写道。但此后,他仍对这部作品进行多次修改,直到今年,阿乙在身体状况好转之后又迅速修改了一遍,将原本18万字的小说改到15万字,才算最终完成。

  每一次修改,阿乙都会拿给他的朋友徐兆正看,后者是一位年轻的书评人,被阿乙称作自己的“特殊读者”。“改了无数次,根据我手中的版本,大改就有五次。”徐兆正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2016年夏天,他的肺部病情仍然严峻,甚至可能呼吸衰竭,而肾又出了问题。2017年2月,阿乙再次入院治疗,4月出院。“右肾得了透明细胞瘤,切了啤酒瓶盖儿那么一大块。”阿乙说,“当时想着如果出现了很糟糕的情况,就坦然面对。”

  此前,在发表于《今天》的一篇随笔中,阿乙也提到,年轻的作家朋友郑小驴曾打电话过来,梦见自己参加一个朋友的葬礼,葬礼上摆放的正是阿乙的照片。这是吉兆,郑小驴解释道。梦死得生,文珍也宽慰他。

  阿乙已经跟死亡打过很多交道。2016年国庆节,阿乙回到了位于江西瑞昌的故乡。父亲艾宏松病情加重,阿乙待了九天才在一个早晨离开。但就在离开的当天,父亲病危,阿乙当晚连忙赶回瑞昌。第二天早上,父亲去世。

  人过中年之后,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面对亲人的死亡。2010年春天,阿乙的奶奶去世。那时候,他的第二本小说集《鸟,看见我了》刚刚出版,开始受到广泛的关注。他回到了故乡,看着这位失忆多年的老人葬于故土。

  “死亡像流氓,搬着凳子,大摇大摆走进房间,吃水果,极其细致地吃水果,像一只狍子那样吃水果。”他在随笔中描述着对于死亡的印象。“死亡就像收电费的,出现在家门口,通知我们一家人,是时候了。”他继续写道。

  更早之前,在1998年,阿乙的爷爷艾政加去世,葬在了他的出生地。那时候,阿乙还不叫阿乙,只是一个名叫艾国柱的普通片警,在乡镇派出所上班。“在时间的河流里,永远有一团光明照着三个人,是爷爷、爸爸和我。等我生出儿子后,爷爷扑通一声掉进黑洞不复返,等我的儿子生出儿子,爸爸扑通一声掉进黑洞不复返。”他在一篇随笔中写道,“因为我操办前人的葬礼,后人也会收拾我的遗骨。这是不可断裂的传统,就像生育。”

  如今,艾氏家族有96个男性后代,但只有两个族人依然生活在那个世代居住的小村庄。绝大部分人都像阿乙的父亲那样,从村庄迁徙到县城,从县城再奔赴到城市。“只有当一个人要死的时候,他才会回到乡下,那个他所出生的地方。”阿乙在一篇发表于某外国文艺杂志的随笔中这样写道。

  当艾国柱在26岁的时候决定从乡镇派出所辞职,到郑州和广州担任体育编辑,他发现自己从此也踏上了没有尽头的旅程,这旅程还将延至北京,直到现在。

  阿乙的骰子

  现在,阿乙常常骑着共享单车,在小区的附近转悠,骑车成为他锻炼身体的一种选择。

  据朋友文珍透露,他有一个习惯,常常将已经读完并且不准备收藏的书放在车筐里,或是小区的长椅上。用文珍的话说,这叫放生。阿乙常常将这些书放生给小区的保安,或是别的路人。这也是他表达情感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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