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个导演只想做王晶，那他就必须具备赚钱能力。
因为王晶拍的所有电影都没有让老板赔过钱，甚至还能大赚一笔。
如他执导的《澳门风云》系列，肉眼可见的烂片，可是三部电影累计票房20多亿，老板赚到盆满钵满。
当年，王晶正在度假，老板过来给他递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十个字“周星驰、刘德华，春节档上”，没有剧本，时间很赶。
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王晶通过《IQ博士》、《多啦A梦》、《机灵小和尚》等卡通片想出来了很多点子，便有了《整蛊专家》。
这部电影于1991年2月2日在香港上映，以3138万的票房成绩位列1991年香港年度票房第五名，评分7.8分。
如果这个导演只想做宁浩，那就有点难了，因为要平衡商业与艺术。
宁浩的电影注重底层小人物的社会处境，不论是“疯狂系列”，还是《黄金大劫案》、《心花路放》，无一不是为生活挣扎，在人性之间游走的“蝼蚁”。
生活的压力稍大一点就有可能将他们压垮，但在宁浩的电影里这种苦难成了笑料，因为没有什么比开心更难。
不过，宁浩的电影不只有喜剧，对人性与社会罪恶的深究一直是他的黑色幽默。
《疯狂的石头》是贪婪，《疯狂的赛车》是癫狂，《黄金大劫案》是愤懑，《心花路放》是谴责。
每一部电影在看似喜剧的外壳下都有一个立得住深究的主题，这便是宁浩，艺术仍在，有趣依旧，难能可贵。
这是宁浩的高明之处，他摸得懂商业片的脉络，也坚持着艺术片的内核。
如果这个导演只想做张艺谋，那就得懂得选择、求变与多才。
张艺谋的电影风格多变，有文艺片、现实片、喜剧片、悬疑片、古装片、战争片，涉及的题材之广，在华语大导演中屈指可数。
且不谈这些电影的质量如何，单是每一部的构图、光影、色彩的运用就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水平了，所以看张艺谋的电影常被当作“色彩之旅”。
此外，当张艺谋还得学会忍耐。
因为张艺谋被中国文艺圈骂了三十年，第六代导演中很多人都骂过张艺谋，可是他们都忽略了张艺谋对华语电影的贡献。
华语电影的每一次改革都有张艺谋的身影，并且每次都走在最前列接受“炮火”冲击。
同期的导演和后辈都在模仿张艺谋拍一些乡土题材，没人去在意票房，更看重个人荣誉的加身。
《英雄》就在这一艰难变革时期应运而生，开启了中国电影的大片时代，推进了华语电影的商业化。
如果没有张艺谋不计较个人毁誉的风险以及对中国电影的责任心，大陆电影市场将会步台湾和日本电影的后尘。
国内的艺术片在国外屡屡获奖，可在国内却没有市场，电影院接连倒闭，市场份额被好莱坞逐步蚕食。
如果这个导演只想做杜琪峰，那就得具备妥协和大师的能力。
在黑帮片领域，杜琪峰排第二，估计没人敢排第一，因为他的作品实在是太能打了，《黑社会》、《枪火》、《放逐》等片，都是经典之作。
杜琪峰会将自己从小看到的黑社会哲学融入到电影中，黑社会不再是个人恩仇的江湖斗殴，而是以社会生活史为视角。
杜琪峰是香港为数不多认真拍电影的大佬导演。
这是他与其他人不同的地方，他想拍伟大的电影，而伟大的电影都具有文学性。
杜琪峰的作者电影每一部都值得拿出来细细品味，这就是他始终没有放弃的文学性，或许商业上会遇冷，但是艺术性不会丢。
但是杜琪峰的这种艺术性是怎么得来的？很简单，也很难办到，那就是放弃。
杜琪峰成立银河映像不久就遇上了香港电影最冷的时候，香港经济低迷，台湾市场崩溃，东南亚等海外市场份额锐减，好莱坞大片涌入。
在这种时候，杜琪峰如果再坚持自己的作者电影，结果可想而知，那就是等死。
但杜琪峰之所以能成为杜琪峰就是因为他会妥协，懂放弃。
既然拍不了自己想拍的片子，那就拍一些赚钱的，如《钟无艳》、《瘦身男女》、《向左走，向右走》、《百年好合》。
等到这些电影让杜琪峰有了一定的资本之后，他就开始拍自己喜欢的《PTU》、《毒战》、《暗战》，可又有几个导演能有杜琪峰这种魄力。
如果这个导演只想做贾樟柯，那就太难了，因为很多人对故乡的认识都没有贾樟柯深。
贾樟柯的电影一直在提醒观众，中国除了有大城市的霓虹闪烁，还有小镇里的挣扎与人性。
他的镜头似乎从来没有离开过乡土，那个让他吃百家饭长大的天堂，那里有他的曾经仰望的英雄，也有他的年轻时光。
贾樟柯总在带着观众打捞尘封日子里的记忆。
但他寻找历史不是采用常规的讲述、阅读、观看，而是通过声音，从细节、根部去复活历史。
可是太多的导演只知道灯红酒绿、谈情说爱，让他们整点哲学性的东西比登天还难，因为他们太爱装，肚子里没有墨水，只能强撑表面了。
如果这个导演只想做徐克，那得有江湖与庙堂的意识。
徐克的电影既是喷涌而出的爱恨情仇，浩然正气的家国情怀，又是挣脱束缚的血肉之躯，沧海一笑的极致浪漫。
如《黄飞鸿》的家国天下、《笑傲江湖》的潇洒飘逸，《东方不败》的人与江湖，《青蛇》的打破规则，《刀》的江湖写实记录。
如果这个导演只想做陈凯歌，得先有一部《霸王别姬》。
如果这个导演只想做王家卫，那还是放弃吧，转行更适合；如果这个导演只想做郭敬明，那相对比较简单，诡辩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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