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梅艳芳]与[扬名立万]两部电影纷纷上映，各有看点。
今天先来说[梅艳芳]。
很难说[梅艳芳]是一部传记片，虽然都是以人物和时代为经纬。
但传记电影长于纵深，擅长对公共资源进行再挖掘、取舍，重新雕刻出一个可能迥异于公众印象的人物。
最近几年传记电影愈发偏于想象和推理，创作者在客观的基础上，理直气壮地行使主观的权力，像[社交网络]、[飞行家]、[波西米亚狂想曲]，都因角度上的极端感性而在艺术上显示出某种冷峻的理性气质。
[梅艳芳]做的是再现和编织，重新拍摄的部分与现存的影像资料，被感性焊接为一根灼热的鞭子，总是能在需要的时候抽打到观众的心里。
比如演唱会上唱《夕阳之歌》的时候，比如最后梅艳芳对着银幕说再见的时候。
从1982年，梅艳芳以一首《风的季节》出道，到2003年去世，再到2021年[梅艳芳]电影上映，不过是39年的时间，无论是创作者还是观众，都还处于电影叙述中的一个时间环节之内。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拍摄一部电影，感性的叙事角度，是自然而然的选择。
所以，在电影[梅艳芳]里，我们看到了梅艳芳这个人，以及她众所周知的性感，她的性感是“来源于七情六欲，真爱就是勇敢去爱”。
以及她传说已久的义气，电台禁播了《坏女孩》后，大家商议要不要在演唱会上也取消，她反对说“对人有义气，对歌也是”。
电影塑造了一个坚强的梅艳芳，在得知重病后，举办记者会说“我相信我很快可以痊愈”，并坚持举办演唱会。
电影也塑造了一个脆弱的梅艳芳，得罪了大佬，远避清迈，那天举办天灯节，她看着舞台上唱“世事不可强求”的女孩入神。
那是影片在马不停蹄的推进中间，一个难得的舒缓时刻。她看着女孩的现在，仿佛看到了自己的从前。
无数偶然和必然，构成了那条叫命运的河流。站在岸上回望的时候，我们有太多的选择，可真的浸泡在其中，我们只能随波逐流。
[梅艳芳]的感性角度，更多是选择后的选择。
在影片最后，出现了香港女儿的字样。
[梅艳芳]讲的是香港女儿，最终讲的还是香港这座城市。
电影讲了一个行业的从前，任剑辉给梅艳芳打电话，传授怎么开嗓，因为“在这个行业里，前辈提携后辈是天经地义的事”。
讲SARS之后，大球馆义演，因为“作为香港人，不会轻易认输”，因为“港人即家人”。
随着梅艳芳出道到去世，镜头温情脉脉地掠过了香港这座城市的过去与现在，路边摊里吹了头发的老板，夜总会里来自不同地方的黑帮。
后来啸聚一方的天王巨星，彼时都刚刚出道，但已经豪气干云，约定将来要去对方的演唱会上助唱。
那时候，市井肮脏但人间洁白，鱼龙混杂但群英义胆。
那是一个靠着努力和天分还可以获得成功的年代，那是一个靠义气和真诚还能结交到朋友的年代。
听到巨星去世的消息，出租车司机红了眼睛，给了客人一根烟，互相平缓心情。
再后来，世易时移，当初一脸青涩闯进来，自我介绍说我姓关，叫关锦鹏的人，后来拍摄了梅艳芳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胭脂扣]，再后来去参加网络综艺《导演请指教》去了。
[梅艳芳]是一部向香港黄金年代默哀的作品。
如果作为一部以讲述人物为主要任务的传记片，[梅艳芳]将一个人物能够成立的必要元素，比如天分和努力，危险和机遇，都轻巧地掠过了。
仿佛这是一个不需要论证的公理。因为她是梅艳芳，电影观众自动默认主人公为巨星。
她早已经站在电影之外，证明了电影之内需要必须展现的过程，已经不值一提了。
甚至，作为一部传记片，电影也没有对梅艳芳这个人物可能产生的多重意义，做出些许挖掘的姿态。
虽然也有“香港人现在都很着急，每个人都想要赚快钱，没有底线”的台词，但只是一掠而过。
只谈风月，不及公事，电影只做缅怀，不做纪念。
所以，作为一部影片，[梅艳芳]电影里没有出现对立者。
开始和结尾的部分之所以相对好看，是因为主人公有斗争的对象，分别是命运的不确定性和疾病的不可抗拒。
在疾病的部分，电影也只展示了她的坚韧和决然，没有泄露可能令情节更为动人的犹疑和恐惧。
甚至在一个更为宏大的命运里，梅艳芳是在一个旧秩序陆续爬满裂缝的危险里挺身而出的人，也是在另一个新秩序轰隆隆崛起时螳臂挡车的人，但电影在连绵不绝的情感抒发中，安心做一部香港黄金年代的主旋律。
影片最好的就是在民国的鸦片香和殖民地的火药味杂处的滚滚红尘中间，那一团摇曳生姿的温暖与苍凉。
所能做的，也仅止于此了。
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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