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转自：吐槽电影院
（ID：tcdy007)
14年后，孙海洋夫妇终于又一次拥抱到了自己的孩子。
他们永无止境的寻找和等待，在那一刻似乎有了尽头。
电影《亲爱的》原型人物孙海洋夫妇
张译、黄渤等出演过《亲爱的》电影的演员，也纷纷泪奔祝贺。
看起来，一部留有遗憾的电影终于续上了圆满结局。
但其实，现实中罪恶与情感的缠斗，仍看得人揪心。
那些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有多少能在现实世界响起回声？又有多少能鼓励人们笑中带泪永不言弃？
不如，今天就从《亲爱的》说起——
《亲爱的》里张译饰演的韩德忠，原型正是孙海洋。
一个组织起寻亲互助团体的富商。
他是找寻那些失踪孩子们的家长中，最积极最坚定的代表。
可同时，韩德忠也代表着现实里的大部分——他找不到，找不动了。
当这个人选择“倒戈”时，电影与现实生活的界限不再明晰。
在找孩子的漫漫长路上，命运给韩德忠开了一个又一个的玩笑，让他不得不信命、信佛。
他曾残忍地生吃猴脑，后来丢了孩子，从此只吃素不吃肉。
追赶疑似拐卖孩子的货车，拼命抢下麻袋一看，里面是只猴子。
那一刻，他只能在雨中绝望地抱头痛哭。
你要让他怎么不信命。
我不敢去想，有多少被拐孩子的父母，是否也有过这样的心情——这是不是我的报应。
《亲爱的》里另一位家长原型彭高峰就有过这样的恐惧。
他害怕与人发生争执，怕听到这样的话——
“你上辈子做多大的缺德事啊，孩子被你搞丢了。”
幸好，电影里的遗憾在现实中暂且画上了一个句号。
孙海洋夫妇终于可以停下脚步，享受十几年来第一次平静的喘息。
事实上，这几天关于这对父母和他们寻回的孩子的纷纷扰扰，一直没停过。
这也在无形中创造了更多的讨论空间：
有博主科普防止儿童拐卖的知识，分享“团圆”小程序，关注团圆行动；也有人提倡给孩子和父母都提供心理咨询服务；还有人在各大平台针对“买卖是否同罪“的议题发表观点……
当绝大多数人能秉承着这样的信念发声——找到一个是一个，少丢一个是一个，那么，真正的团圆应该会近一点吧。
扎因把父母告上了法庭。
为什么？
因为生了他。
电影《何以为家》改编自叙利亚难民儿童赞恩的真实经历。
无数个与扎因、赞恩一样的孩子，他们不长的生命里受到的苦难，大多直接来源于父母。
他们生活在什么样的家庭里？
生、生、生，不停地生，男女各有各的用处。
扎因12岁，他的一天是到恶棍房东的小卖部打零工，再到街上拦路人卖果饮。
为了赚一些零钱在街头游荡，回家再被父母谩骂殴打。
上学，是他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萨哈，扎因11岁的妹妹，被穿上粉色裙子和中年房东“相亲”。
扎因像应激的小兽拼死想留住妹妹，而怕被收回房子的父亲噤若寒蝉。
最后，萨哈死于小产。
扎因的父母有罪，但他们不是恶的源头。
无数个小家庭骇人听闻的悲剧，背后是整个社会的满目疮痍。
《何以为家》，直译名《迦百农》，阿拉伯语中指代着混乱和灾难。
这正对应着黎巴嫩，这个巴以冲突间接受害者的复杂国情。
无数难民涌入，黎巴嫩的人口由四百多万本国居民和几十万巴勒斯坦难民、上百万叙利亚难民构成。
这些难民挤在不属于他们的城市的偏僻角落，苟且偷生。
当活着成为唯一的目的，不会再有人去思考尊严、畅想未来。
多生一个，多一个劳动力，多一份资源，是这些父母能想到的最好方法。
理所当然地，儿童，作为最弱势的群体，成为了被剥削的最后一个环节。
非法买卖、非法雇佣、童婚、毒品、性侵……他们的世界遍布危险。
导演拉巴基用最直白干脆的镜头，还原了黎巴嫩街头最常见的景象。
孩子们衣着破烂，满嘴脏话，吞云吐雾，他们早就被这个世界异化。
拉巴基的本心，也只是想让蓝天白云下的我们看见，原来还有孩子，在这么活着。
导演拉巴基说：
“我不想天真地说电影可以改变世界，但如果它可以改变你看待这些孩子的态度、或是你看待你自己生活的态度，那么它至少可以一定程度地改变你。当千千万万的人可以用不同的视角看待这些问题时，真正的改变才会开始发生。”
直至今日，拉巴基仍与政府密切合作，解决更多难民小孩的问题，并想通过纪录片的形式让大家看到现实正在好转。
赞恩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
《何以为家》播出之后，赞恩和家人在联合国难民署的帮助下移民挪威。
他满足了自己的小小愿望，有了属于自己的床，睡到了自己的枕头。
而难民营里还有无数个赞恩和萨哈，他们生活在无知、愚昧、肮脏的世界。
当成年人引发的战争，后果波及到每一个无辜的孩子身上，那些人是否需要反思、是否尝试停止？
幸好《何以为家》在，赞恩就一直在呐喊——
你们是否可以停手，留给我一个干净的世界。
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自然绕不开鼎鼎大名的《熔炉》。
电影里，姜仁浩为了孩子与社会的阴暗面对抗，在荆棘路上孤独长跑。
现实里，《熔炉》能够上映，则是无数人跨越6年不停歇的接力。
2005年，全应燮老师，姜仁浩的原型，第一个揭开了光州仁化学校的丑恶。
自 2000 年起，以校长、教务主任金氏兄弟为首，仁化学校的数位教职人员对学生进行施暴和性侵。
受害者年龄从 7 岁到 20 岁，性别有男有女。
校方威逼利诱，用各种手段让证人闭嘴，让受害孩子的父母签下和解协议书。
根据韩国《未成年性行为保护法》规定，受害者与施害者达成和解，法律也无法继续介入。
二审判决，校长和教导主任被判缓刑获释。
而全应燮老师丢了工作，没了收入再度陷入贫困。
所幸，他将第二棒递到了另一个人手中——
韩国作家孔枝泳，她被称为韩国文学的自尊心。
在新闻上看到关于仁化学校报道，孔枝泳坐不住也忍不住了，她立马动身去往光州。
与孩子们相处的十天里，孔枝泳小心翼翼，怕自己的一句话一个动作就会对孩子们造成二次伤害。
终于，这个温和又坚定的女人得到了孩子的信任，听到孩子们说道“无论男孩女孩都遭受了性侵害、不分对象的殴打虐待”后，孔枝泳开始用笔对黑暗宣战。
创作《熔炉》小说的过程是煎熬的，孔泳枝因为压力过大时常发烧，还需应对校方找上门来的威胁。
两年半后，《熔炉》小说面世，创下当时韩国网络文学的连载点击纪录。
自此，第三棒也顺利交到了《熔炉》小说的读者孔刘手中。
作家做了作家的事，演员孔刘也想做些演员该做的事——将《熔炉》影视化。
为了自己，也为了无辜的孩子，他无法做到视而不见。
“我也不知道自己会干演员这行多久，等我的年纪再大一些，回顾我曾参与作品列表的时候，希望有一部《熔炉》这样的作品。”
2011年9月22日，电影《熔炉》在韩国首映，创下观影人次570万的记录，约占韩国人口的十分之一。
最终，冲向终点的这一棒，交到了全体韩国民众的手中。
上百万人在韩国门户网站Daum上发起请愿。
2011年10月，韩国国会208名出席会议的议员以207票赞成，1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性暴力犯罪处罚特别法部分修订法律案》，又名“熔炉法”。
这是世界上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以电影名命名的法律。
《熔炉》改变了世界。
电影，从不仅仅是电影，它是一种有能量的媒介。
导演杨德昌说电影延长了我们人生至少三倍。
在一个个或贴近现实或放飞想象的世界里，我们看到了不同人的际遇、不同地点的风貌、不同文化的风情，看到了生活之外更大、更广阔的世界。
看到了我们也许一辈子不会碰触的生命的角落。
《我不是药神》以抗癌药代购第一人陆勇的原型，是小人物的大爱。
《笼民》再现香港底层民众的居住问题，是阶级的固化和压迫。
《弱点》讲述白人家庭收养黑人男孩，是善意终将有回报。
......
电影是生活某一面的聚焦。
在其中，生命延长的不仅是时间，更是感受、是体验、是视角。
我们潜移默化中被感染、被鼓舞、被塑造，愿意为不幸惋惜，为不公发声。
电影的传播从不局限在影院。
当它在现实里震荡出涟漪时，才在某种程度上真正被看见、被看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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