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霜绛
延续着《中国》第一季最后的开元盛世，第二季第一集中，李白和杜甫双双登场又先后谢幕，在他们的命运浮沉背后，盛唐风华渐渐归于沉寂。
这是纪录片《中国》第二季的起始，在此之后的半个月里，从盛唐到辛亥革命，历历一千余年的历史图卷由此徐徐展开。
一年多前，《中国》一经出世，就引起一片“国产纪录片天花板”的美誉，独特的剧情化叙事方式辅以电影级别拍摄手法塑造出顶级视听效果，它以一种更加生动浪漫，兼具质感与代入感的方式讲述着宏大的中国通史。两季内容先后播出，均引发广泛的关注与热议，融合传播指数已经位列黄金档冠军，受到观众极大认可，高质量之作有口皆碑。
《中国》第二季沿袭着第一季的叙事方式和拍摄手法，但是呈现风格和态度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制作人李东珅解释道，“因为第一季离我们更遥远，所以它在我们心目中的状态会更诗意、更浪漫、更飞扬，到了第二季，不管是文本还是考古，我们所知道的历史细节都更加丰富。”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第二季相比第一季显得更为多元，但这不是创作者理念或是技术上的升级，而是历史本身的变化所致，“例如在第一季，我们一定要把孔子拍得那么繁复，构建一个假定性的全场景，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当时到底是什么样的，但是到第二季，因为有大量的文献、图画，甚至后期有影像资料，我们越来越知道当时具体是什么样子。”
“一切从历史本身出发”，这是《中国》的理念。它想做到的，是将泱泱中华几千年历史讲述出来，将根植于中国人血脉的精神图腾传递出来，完成了这个任务之后，其它所有的东西，都只是“身外之物”。
“没有定义”的《中国》
在大众对历史题材纪录片的常规认知中，它的叙事本质是文本叙事，也就是说，所有信息量的提供，故事的展开，整体情绪的推动都首先依赖于文本，影像是文本的叠加，《中国》显然不完全囊括于这样的概念中。所以，与其说《中国》是对传统历史题材纪录片的开拓创新，李东珅更多的是不太愿意为这部片子下任何定义，或者说，把它放进一个框架中。
“没有定义”的《中国》，首先体现在文本与影像的逻辑关系上。
例如《中国通史》《河西走廊》等等之前的很多历史题材纪录片，都是先有文本后有影像，影像的作用就是图解文本，所以在它们中既会有表演，也会有大量的空镜和特效，为的是助力观众对文本的理解，但相对来说，影像的存在价值十分有限。所以，《中国》的团队开始思考如何在历史题材纪录片中增强影像的叙事价值。
在两季《中国》中，文本和影像都分别负责不同的叙事，是一种既统一又间离的关系。文本仍然在讲述历史，而影像负责另一层叙事，表达一种情绪和状态，以及一种想象力的延伸、叠加。例如在第二季第一集中，影像完全是李白与杜甫的生平，但是文本会去解读这个历史人物所在阶段的社会、政治、经济等背景，将人物命运与历史背景勾连起来。
从制作过程来看，《中国》第一季仍然是先有文本后有影像，“到了第二季就完全不是这样了，我们先把历史史实切割了很多片段，将它拍出来，然后在这个切割后的片段里填进去解说词，现在观众看到的解说词文本实际上是我们的最后一步。”
虽说《中国》讲述的主题是几千年的通史，但是中国历史本身纷繁复杂，很难通过一部影像作品一言蔽之，同时，《中国》的叙事方式是，每一个朝代选择一位或多位历史人物作为主线，在这种情况下，历史背景的讲述很大程度上受限于人物的命运脉络，所以，信息的取舍问题也经过了重要的考量。
正如撰写通史书籍的人很多，但是内容都完全不同，因为每一位作者的历史观点和历史态度都不一样。“写通史是为了看懂今天，我认为这是一个核心的问题，那么我们既然选择在这个时候用影像来构建中国史，出于影像的内容限制，完全把中国历史影像化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我们只能选择一些历史的瞬间。那至于这些瞬间怎么选取，这个就是基于我们的历史观点和思考展开的，比如说，一定要与今天产生关系。”
“千人千面”历史观
虽然《中国》每一集讲述的是不同的朝代，但是作为一部连续式影像作品，它并不是“小品式”的，而是每一集之间都有着紧密的关联，也就是说，它是以“中国”作为一个主角，讲述她从成长，壮大，到迷茫期，再到最后的成熟，这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在我看来，历史在不同的时期就像一个人的成长一样，比如小学的时候受家庭影响，会对这个世界产生初步的思考，那么中国也是一样的，在春秋战国时期，我们确定了国家的原生思想，在此之后所有的思想体系都是它的融合延伸，所有‘思想研发’都在这个时期完成了。”所以第一季的第一集，选取的人物就是孔子和老子，“思想萌芽”是这一阶段中国的成长主题。
到了下一阶段的秦汉时期，成长主题就是“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遇到了挫折，在解决挫折的过程中积蓄了新的力量，也就是“不同民族的思想大融合”……虽然每一个阶段都必然在思想、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同步发生着变革，但是当把它放在中国的整体脉络上去思考时，叙事主题也就显现出来了。
两季之间同样有所关联，《中国》做了一个十分巧妙的设计。
在第一季的最后一集，时间去到了大唐盛世，在贞观、周武等等不同的历史阶段中，《中国》选择了开元，“因为开元是一个极盛向极衰的转折点，第一季讲到极盛，那么第二季的第一集就仍然从开元年间讲，讲它的衰落。”
同时，第二季第一集出现的人物是李白和杜甫，这与第一季第一集的孔子和老子也有映射，“孔子和老子所代表的儒和道成为了未来中国人的双重精神选择，进则儒退则道，那么到了第二季，一千多年过去之后的儒和道是怎么样的？我们就选了杜甫和李白，一个成圣一个成仙，就好像一千多年前孔子和老子的一个镜像一样。”
而在李东珅看来，通史这件事，创作端各有考量，观众的认知同样“千人千面”。
前两天有一个朋友家的小孩，因为很喜欢这部纪录片，和他有过一次交流，过程中孩子问了他一个问题：“隋文帝是个皇帝，为什么他死的时候身边只有一个人？这件事是不可能发生的，你为什么要这样拍？”面对一个小孩，李东珅很难解释清楚所谓的“内心凄凉和孤独的影射”，但是他很理解，“因为这就是他的认知看到的东西”。相对应的是，当另一位历史学家看的时候，向他表达的是对文本的赞美和对历史态度的认可。
“每个人看到的维度都是不一样的，我们放进去的一些观点，包括对于今天和未来的思考，观众会获取到什么程度，我觉得跟他以往的阅读和人生经历都是有关系的。”
为了更加丰富《中国》的阈值，团队在配音上也下了工夫，既有杨澜、何炅，也有制作人，并于3月8日推出了一个全女声版本。“中国的历史缺少女性的声音，我想让女生去配音，因为当以她们的视角去阅读历史的时候，一定会有不同的解读和认知，我觉得还蛮新鲜的，以及我自己去配音，其实就是想拉低它的高度，或者说让这个作品更贴近普通人。”
所以，《中国》不是一部完备的、宏大的、壮阔的通史，它更像是一部中国历史的索引，当观众依据自己的理解看完以后，会想要去做一些延伸的阅读，这或许就是《中国》存在的意义。
“表达欲”大于一切
虽然不同观众群体会给到截然不同的解读，也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完全集，有人只愿意看一个朝代，或是某一个历史人物，但是这些反馈在主创们看来，恰恰印证着这是一部很“多维度”的作品，在纪录片受众有限的当下，显得难能可贵。
“我认为真正看纪录片人非常少，这是我基本的态度，对《中国》来说，我相信看完两季加起来22集的人有，但是一定很少。一部纪录片非常需要静下心来去感受，相对于其它品类，它的受众一定是窄的，不会那么广泛。”
在这样的前提下，从业者“坚持”的源头一定不是“挣不挣钱”，或是“我拍出来的东西有没有人看”，“因为没有人看，也一定不挣钱，但是没关系，因为它最终还是会有一些受众。就像当初的《河西走廊》播到今天，还不断有观众去看，这是一件让我们作为创作者觉得很满足、很过瘾的事情”。
在内容市场变化的大环境下，纪录片也在随之寻找新的生存模式，很多更加短平快，或是娱乐性较强的纪录片作品开始涌现，对此，李东珅的观点仍然是“不定义”。很多真人秀综艺可以使用纪实的拍摄方式，纪录片的风格也可以有娱乐化的元素，在他看来，一部片子要表达创作者的想法，可以选择很多方式，只要它是合适的，那就是有效的。“我尊重一切存在的现象，但是我不会受影响”。
当然，“另一个维度更多的就是平台的考虑，或者说为了盈利端的考虑，就是观众接受度的问题。我始终认为，我没有办法猜测很多，通过大数据去指导创作这件事一定是个伪命题，即使当我们完全猜准观众，然后去进行创作，但是这个创作也会是落后的，因为是观众过去的认知，那一个作品会不会起到引领性的功能，这件事很难。我非常认可一句话，当你觉得所有的创作是为了资本或者流量，这就是万恶之源，因为一旦有这样的思想，作品就会不断地调整，觉得哪里都不对了，因为你不自信。”
面对市场状况对于行业人才的影响，李东珅并不担心，一切都将归结于“作品为王”。《中国》吸引到了顶级电影团队的加入，是出于对好作品共同的“表达欲”。“当市场状况可以影响一个人从业选择的时候，那就说明他本身的表达欲并不强烈，所以我不认为当他留在行业里的时候可以创作出优秀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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